摘自《河北文化产业》
清代巨典萃集于河北考
傅春生
文明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典籍的保存与传播。就像瓷器曾经做为中华的文化标志一样，典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脉落审视传统文化时，目光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到典籍上面，而一提到典籍，就会不由主地联想到治中国传统文化的几门绝学：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音韵学、训诂学。
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是，清代学术真正做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曲终奏雅，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最高峰。同时，也把一个最富有回味价值的古籍文化话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清代三部目录大书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积累，留下了难以讲数的典籍，读书人的梦想就是尽得天下珍本而读之。但是，读古书，总得有一条简便易行的治学门径，要把握清楚中华典籍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大轮廓，我们的考查只能由近及远，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沿着这样的思路去仰视浩瀚的中华古籍宝藏时，我们的首先就碰到了一本古籍目录学的入门著作《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成书于清朝末年，是专为指引学生读书门径而编撰的。全书共5卷，收书2200余种。所收图书都经过精心选择，尤其比较注重收录清后期的学术著作和科技图书。按经、史、子、集、丛书5部分类编排，大类之下再设小类吗，同类书按时代先后排列。著录书名、作者姓名(当世作者只记今人)、版本等。重要图书还撰有按语，指明阅读方法。书后附《别录》和《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与正文相配合，后者更是列举了诸位知名学者的姓名籍贯，从中也可窥见清代学术的渊源流别。此书介绍了中国古书大概和目录版本常识，由浅及深，渐识途径。《书目答问》所倡导的善本三性、九条，也成为确认何为善本的法则。
这里有一个关于《书目答问》的故事，徐特立年轻时去拜求陈云峰指点学术门径，陈举人送他一把扇子，上题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当做自学指南。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推荐的两部书。
这里要说的是，《书目答问》的编者张之洞是河北人！
张之洞（1837～1909）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探花出身，清末清流派和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平生所为，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他曾担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务。每到一地，他都兴教办学，任湖北学政时，建立经心书院，任四川学政时，建尊经书院，督广东时，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
而《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倡导编写的。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更为可贵的是，他具体策划并亲自指导，在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对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称赞，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台湾学者苏云峰更是高度评价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正是由于张之洞的贡献，而使中国教育始走向近代化道路。
目录之学，不唯旧时治学之门径，藏书之钥匙，也是如今得以窥中华典籍宝藏的最为简便的途径，更是古籍的户籍簿。
《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有了它，对于国学都有哪些基本的书卷大可一目而了然。
《书目答问》的格局不算大，我们的目光上行200年，便遇到了中华典籍的大山——《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籍编校制作的最高成就，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个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对于好多人来讲，人们也许听的更多的是清代的《四库全书》，阅读《四库全书》对于大多数士子而言，依然只是一种梦想，学者们一直奉为必读的倒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总目、四库提要，共二百卷，是中国清代纪昀等编纂的一部大型解题书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总目以经史子集提纲，部下分类，全书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录收《四库全书》的著作3461种、79307卷，又附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6793种、93551卷。它是一部较全面评介我国古籍内容的书，对于期望了解祖国文化遗产一般情况的读者，能够起知类通方的作用，而且还能鼓励读者去找原著阅读。
四库全书是中华文化典籍的集大成者，而总目提要又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所系。礼亲王代善之后昭梿亦云：《四库全书总要》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辞淡而雅，人争服之。历史上都知道纪昀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但是他真正对《四库》也是对中华典籍的贡献却是这部提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称：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乾隆38年8月，为《四库全书》事嘉奖纪昀、陆锡熊：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现，均恩授翰林院侍读。此为纪昀在这一工作中，真正得到皇帝认可的最终评语。
而主持这项工作的纪昀，又是一个河北人.纪昀（1724—1804），字晓岚，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钩沉摘隐，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纂，成为我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纪昀亦是著名藏书家，藏书之处称阅微草堂，其藏书呈献四库全书馆后，收入者达105种，1868卷，入存目41种。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然而，河北人在目录学上的大戏，远远没有结束。
就在清末，一本叫《贩书偶记》的书摆在世人面前。它主要收录清代以来在《四库全书》和各种丛书中未收录的单印本、 稿本、 抄本、校本等，偶尔收录 1911～ 1935年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尤其是收录了一般书目所不收的禁毁书、明清白话小说和戏曲书。《贩书偶记》按四部分类法分类，只对小类作了调整和补充。各书在书名、卷数、作者之后为注释，或简述作者经历，或附记作者其他著作名称，或辨明版刻特点、书名异同，或指出各篇(集)的内容，有时还对《四库总目》作补充著录，凡作者未见之书均加以说明。学术界普遍认为《贩书偶记》及《续编》是一部反映清代著述及图书版刻情况的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贩书偶记》由通学斋书店出版发行以后，风靡全国。
与前面提到的两种古籍目录学著作相比，纪昀编提要是当官差、张之洞编《书目答部》有诸多幕僚援手，而这本目录学巨著的作者却只是一个卖书的书贩，当时甚至都没有人把他看做是一个文化人，但他就是这样凭一已之力做成了一件真正的文化事。这个人就是孙殿起，一个真正能代表河北文化性格的人。
孙殿起(1894～1958)字耀卿，别字贸翁，河北冀县人。在北京琉璃厂开设通学斋书店，长期经营古旧书籍收售业务，他贩书数十年，养就一种良好的习惯，凡经他过眼和贩过的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书之序、跋、校勘等资料，日积月累，积万余条，并略考各书传授情况和内容差异。先于民国23年（公元1934年）编纂成为《丛书目录拾遗》12卷，两年以后（公元1936年）又编纂了《贩书偶记》20卷。后又有《琉璃厂小志》等多种专著传世。
他成了河北书贩的招牌！
这三部目录大书，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统无余，而且它本身也成了古籍学的专门研究对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正日渐成为一门很专业很精深的学问。学习中国古代典籍，它们既是导游，又是导师，是进入中国传统典籍丛林的指示牌和探路者。
一种文明无论曾经多么的辉煌和发达，如果不能很好的总结，持续的传承，它对于未来的影响也会大打折扣。但是，人类选取什么途径来传播这种文化，与选取什么样的文化作为自己的思想意识的支撑点，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它决定着这种文化的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清季三部目录学著作对于中国古籍的传承与研究，其重要性是无论如何评估都不为过的。
而河北文化对中华文明自古至今的延续与发展，正集中体现于对传统典籍的保护。这不是历史的巧合，是河北人的使命，一个地方的标志性文化人的作为和成就，决定这方水土的文化特质与文明的高度。在传承古籍，保护文脉的过程中，河北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性格主旋律（标志性），纪晓岚是奉旨修书编目；张之洞则是官民合办，由他出面来倡导，缪荃孙编写；孙殿起则完全是书贾售书的个人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商业学术行为。但穿插于其中的那些著述、作为却更可以反映出河北文化传统中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