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非常感谢联盟给我这个机会，在这儿讲一下关于2016年的政策解读。今天我给大家交流的是最新即将出版的第十三本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总报告的几个内容。今天要讲的也就是这个总报告的题目，叫作《面向“十三五”、走进“新常态”》。今天这个内容是从“十二五”之后两年的发展状况到面向“十三五”的新的发展趋势。我们知道，从2013年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确定面向新时期的大政方针，文化领域进入了政策密集出台的时期，为“十三五”的展开布局。简单说，我们认为从2014年，也就是从“十二五”末期以来，整个的政策发展趋势的特点，或者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叫“面向‘十三五’，走进‘新常态’”。
今天想跟大家讲三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是总体判断，为什么把今年的发展“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发展状况叫作“走进‘新常态’”？让文化产业回归文化市场，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2014年以来对目前国家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谈到最多的词叫“新常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政府逐渐降低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以便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作用。经济发展的日益回归，从数量、规模型转向质量效益型，要素扩张驱动力逐渐减弱，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驱动力逐渐增强，从消费角度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逐渐结束，个性化消费成为主流，这是大的宏观形势。
讲几个问题，第一个，首先看一个发展速度来判断走进“新常态”的几个基本的观点。
第一个看发展速度，我国文化产业已经结束十多年来的热运营状态，发展速度持续趋缓，日益回归常态化的一个发展速度。这里边我只讲2013年文化产业发展的数字。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21351亿，与GDP的比值是3.63％。跟2012年比较来看，2012年增速是16.5％，2011年的增速还要高，从增速的情况看，应该说从“十二五”以来，文化产业的速度是逐年降低的。到了2013年、2014年增速已经接近GDP的增长速度，大概只是快一两个到两三个点，长期大幅超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增长是一种非常态。从我国实际发展状况看，这种增长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与改革配套出台的鼓励政策有关，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府提供的外生动力。随着改革告一段落，政策的效益必将递减，产业发展政策必然从政府转向市场发展速度必将下降，这种下降就是回归常态。
第二看发展动向。整个产业的发展动向是越来越融入实体经济，显示出与发达国家相似的常态化景象。三中全会以后，融入实体经济实际上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动向。最突出的标志是2014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参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农业和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实际上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走向了和实体经济融合的道路。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融合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一个最突出特征，这个特征在经济学上叫产业关联度。越是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关联度越高，和经济的其他部门或者整个国民经济的互渗性越强，像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都在50-60％，我们国家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关联度到目前为止没有超过20％，所以关联度较低，这是非常态。文化产业孤立于或者孤悬于国民经济之外，独立发展，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我们认为这两年来，文化产业融入实体经济的态势是文化创意产业走向常态化的开始。
第三看政策动向。我国文化产业正在回归文化市场，法制将成为“新常态”的根本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央文件是最突出的标志，这个文件对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实现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作为战略部署，所以重要的一个变化，文化产业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文件里，我们国家文化政策的第一主题词从文化产业已经变为文化市场，第一主题词已经变了。所以这个文化产业走进“新常态”最本质的含义就是要回归市场。“十二五”以来，我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明显地具有特惠性政策转向普惠性政策，从小文化转向大文化政策，从产业支持性政策走向市场建设性政策这样一个趋势。这样的政策动态，发展的动态是走向“新常态”的，在政策环境上的典型特征。这三个变化趋势在我们的报告里边有讲，从特惠政策转向普惠政策指的是主要渠道支持文化体制改革的这种政策，或者是跟文化体制改革配套出台的政策，目前正在转向支持整个文化产业，所以跟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实际上是专门针对国有化企业的特惠化政策，这种政策现在开始普惠化了，我们看看这两年政策可以看得出来。小文化转向大文化，以前政策主要指向文化部门所主管的文化机构，而现在它普及到了文化产业。我们刚才说了，融入实体经济，它跟一系列跟文化产业相关的实体经济都有融合，而且这方面的政策是越出越多。第三个产业支持性走向市场建设性政策，什么叫市场建设性政策？最主要的推动文化产业的政策是开放市场，某种意义上讲，对文化产业最大的推动不是产业政策，而是市场的开放。市场的内生动力比任何政府的推动力都要强大。所以文化市场开放，包括多层次文化市场的构建，资本市场的构建，文化金融的合作等等这些方面的措施，都是市场建设性政策。最终回归市场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把政策推动型的发展转向法律保障的发展。所以文化产业保障促进法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全国人大已经公布了，本来说去年年底就要正式发布，现在也会很快。
我们认为“十三五”实际最关键的一个是要配合国家对外发展战略或者全球发展战略来制订国内的改革和发展的战略。这是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新的做法。我们的建议是在文化产业进入“新常态”的时期之后，我们的建议是以国际化战略推动国内文化发展。正如世纪之交，中国加入WTO，打通国内外市场，迎来了改革发展全盛时期，迅速成长为全球经济大国一样，“十三五”时期中国应该以“一带一路”，应该配合“一带一路”的全球经济发展战略，打造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全球文化战略，从而将文化改革创新推向新的阶段。“十三五”我们认为影响文化改革发展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我们应该有全球的文化战略。
这就是我们说几个理由：
第一个，我国正在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一带一路”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阶段。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当然我们可以不一定这样说，因为很多国家认为自己是全球国家。但是我们国家很显然在“十二五”时期突破了几个重要的节点，一个是2010年我们在GDP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世界银行根据国际比较计划，更新了各国GDP购买力计算的数据，预测中国在2014年9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整个中国的变化导致了全球经济态势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从200年前的50％掉到50％以下，又重新上升到50％以上，所以这引起了全球的态势变化。中国这样的一个，超过了这几个节点之后，中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种状态是什么呢？我们的产品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我们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各种资源必须依赖全球进口，我们的生产能力还要依靠向国外合作，这样中国正在成为又一个全球国家，叫拥有全球利益的国家。这个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比较而言，俄罗斯我们认为现在实际上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地域性国家，跟中国的完全不能比。
第二个，我们急需制订对外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政策相配合，克服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短板。“一带一路”出台标志着我们国家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阶段，我们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真正的全球的一个战略，或者有了一个战略图景。在这种情况下，更进一步凸显的是我们国家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远远不及我们的经济影响力。我们在文化方面的战略完全没有跟我们的全球经济战略相配套。所以建立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成熟的文化形象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家的全球经济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我们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我们的经济投资经常出现巨大的风险，我们在跟其他国家竞争的时候经常处于下风，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钱少，而在于我们的文化形象太差。
第三，以服务于对外文化希望发展战略为目标，构建新型文化治理体系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就是反过来看国内，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对外文化战略方面的失误都跟我们的内外宣体制失衡有关，实际上我们是以内宣的方式来做外宣，以对内文化管理模式来对外文化推广，现在实际上最大的问题都出在这儿，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反过来，根据对外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来重新调整我们的内宣的方式。现在中央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来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这为我们的发展已经指出了方向，建设文化制度体系就是在政府管文化和具体文化单位办文化之间建立起一个具有协调作用的中间环节，第三部门。这个部门主要由非盈利机构来构成。对外可以以民间渠道探讨敏感问题，避免政府直接出面，立场过于僵硬的不便，对内可以承接政府的相关管理智能，避免对文化价值做不恰当的判断。我觉得咱们这个文化科技服务联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第三社会部门，我们实际上是承接了政府很多想做，但是做不好的事情。我们对上是跟政府政策挂钩，实际上我们既是推动产业发展，我们又是政府政策性的一个工具。
在我们看来，建立文化治理体系既是国际上通行的成功的社会参与文化管理形式，也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我们国家的文化发展经历了文化体制改革，到现在为止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来说，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我们认为构建文化治理体系就是新的突破口。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国家的文化发展，叫从办文化到管文化，这是文化体制改革已经经过了关键性环节的这么一个做法，叫办文化、管文化。现在需要从管文化进一步走向治理文化。如果走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管理体制就能够符合我们国家下一步的真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对内的文化管理的体制也就能够跟中国对外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能够进一步地吻合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对“十三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提出的建议。
